曾改变人类历史的咖啡馆，仍在集体营业中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欧洲价值 ，作者：叶克飞，编辑：郑大钱

有学者曾写道：“每当咖啡引进，就会助长革命。咖啡是人间最极端的饮料，咖啡因会刺激思考，老百姓一旦深思就想造反，危及暴君地位。”

早在16世纪，咖啡就在阿拉伯世界里被称为“麻烦制造者”。麦加总督贝格发觉讽刺他的诗文从咖啡馆流出，决定查禁咖啡。1511年，麦加所有咖啡馆被迫关门，阿拉伯世界的其他统治者也相继宣布咖啡为非法饮品，擅自喝咖啡的人甚至会被处死。但人们热爱咖啡，最终法不责众，不了了之。

后来，咖啡传入欧洲，迅速赢得欧洲人的青睐。咖啡馆更成为一种象征，是知识分子聚会并批评时局的基地。17世纪末，英国人约翰·雷顿曾说：“咖啡馆不但不会使人向恶，反而会促进文明的进步，富人和穷人、有学问和没有学问的人，都在这里会面，它促进了艺术、商业以及各种知识的发展。”巴尔扎克曾经写道：“咖啡馆柜台就是民众的议会。”在咖啡最为流行的巴黎，知识分子每日聚在咖啡馆里讨论哲学与政治，革命者们讨论如何反对、推翻政府，法国大革命几乎是在咖啡馆里完成了铺垫与催化。

可以说，人类文明的进步，咖啡馆是重要的推动载体。莫妮卡·波特也曾写道：“若说咖啡馆和在其中消费的那种黑色温热饮品在现代世界的塑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实并非异想天开。几个世纪以来，这对组合推动过颠覆政权的革命，在这些场所中举行过头脑风暴会议和思想碰撞的辩论，孕育了新的哲学思想，带来了科学进步，引发了艺术和文学运动。咖啡馆是各个时代的反叛者、革新者和前瞻思想家们的第二个家（有时甚至更像是真正的家），跨越了政治的范畴。它们帮助人们建立起一种生活方式，以及我们所认为的‘社会’。”

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在美国纽约长大，上世纪70年代起定居伦敦的莫妮卡·波特，可以说一生都与各种风格的咖啡馆为伴。连她的父母，都相识于二战后不久布达佩斯的日本咖啡馆。“那是一间高雅的19世纪风格咖啡馆，因拥有大量的艺术家和文学家顾客群而闻名。我的父亲是一位作家，我的母亲是歌手和演员，一位共同的戏剧导演朋友同时约了他们俩在那里碰面。导演介绍他们彼此认识；六个月后，他们便走进了婚姻殿堂。”

她在《12家咖啡馆里的欧洲历史》一书中，铺陈了一段跨越6个世纪、9个欧洲国家的咖啡馆之旅。12家咖啡馆中，最古老的开业于1686年，最新的开业于1911年：牛津的王后巷、巴黎的普洛科普、威尼斯的弗洛里安、罗马的古希腊、维也纳的中央和施佩尔、布达佩斯的纽约、巴黎的花神、苏黎世的奥顿、慕尼黑的柳特波德、马德里的格兰希洪、布拉格的斯拉维亚，其中大部分至今依然在营业。这些古老咖啡馆的背后，能看到许多耳熟能详的人名：边沁、伏尔泰、卢梭、狄德罗、雪莱、济慈、富兰克林、杰斐逊……

在这些咖啡馆中，开业最早的巴黎普洛科普咖啡馆是启蒙运动发源地，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常年在此聚会，《百科全书》半数思想在这里碰撞成型，富兰克林曾在此商议美国独立外交策略。维也纳中央咖啡馆曾让弗洛伊德、茨威格、诗人阿尔滕贝格在此扎根，成为奥匈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客厅。也正是在维也纳中央咖啡馆，茨威格写下了“我不是在咖啡馆里，就是在去咖啡馆的路上”。

书中最知名的咖啡馆当然是花神咖啡馆。书中写道：“1887年，位于圣日耳曼大街上的花神咖啡馆开门迎客。它的名字取自罗马的花朵和春天女神的雕塑，她的雕塑曾矗立在这条林荫大道的对面。如今，为了替代雕塑，咖啡馆在白底绿字的遮阳篷上方饰满了丰茂的绿植。”

“咖啡馆所在的左岸圣日耳曼街区长期以来一直是巴黎波希米亚人和知识分子聚集区，是音乐家、艺术家和作家的大本营，他们都被这里传奇的咖啡馆和酒馆所吸引。除花神咖啡馆外，还有它长久以来的竞争对手和隔壁邻居—双叟咖啡馆（以咖啡馆内部装饰的两尊神秘的中国古人雕像得名）；街对面还有利普酒馆，20世纪20年代，欧内斯特·海明威是这里的常客；还有那间大名鼎鼎的普洛科普咖啡馆。刚从雷丁监狱获释的奥斯卡·王尔德一贫如洗，他最后的时光便是在这附近艺术街破旧的阿尔萨斯旅馆度过的。如今，这间酒馆仍然存在，但已经更名为简约的‘L酒店’，摇身一变为豪华的‘精品’酒店，落魄的诗人和剧作家再也高攀不起。”

作为20世纪著名文学和艺术人物、思想家和创作者的聚集地，双叟咖啡馆有着辉煌的历史。然而，花神咖啡馆或许拥有更大的声誉，因为这里诞生了更多的“主义”（比如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孕育了更多的著作（比如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女权主义作品《第二性》），创办了更多的出版物。

于巴黎人而言，花神咖啡馆的传奇在二战期间达到巅峰。1939年，花神咖啡馆易主，新老板是布波，他在咖啡馆内厅装了巨大的炭炉。不久后，巴黎沦陷，花神咖啡馆的温暖火光不但抚慰人心，也让众多反法西斯人士——尤其是作家们——聚在一起，捧着一杯热巧克力，期盼或说等待着胜利。

在此后的四年时间里，萨特和波伏娃每日在此相聚，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写作或畅谈。萨特说：“花神之路我走了四年，那是一条自由之路”。

书中写道：“战争爆发时，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这两位刚刚崭露头角的作家、哲学家（亦是以开放关系著称的一对情侣）正在杜姆、罗童德或其他蒙帕纳斯地区的咖啡馆中创作小说。萨特被征召入伍后的一天，波伏娃在回家的路上决定到花神咖啡馆喝杯咖啡。她被里面的温暖打动，当即决定将这里作为自己写作的新天地，每天一大早就来到这里，占领一张靠近暖气的桌子。1941年，萨特（在被德军俘虏9个月后）返回法国，到花神咖啡馆加入波伏娃，恢复了共同创作的日常。那时，巴黎已被纳粹占领一年，随着他们越来越多地占用城市的食物和燃料储备，巴黎人也开始遭受各种各样的物资短缺。如今的杜姆咖啡馆已经被德国士兵占领，萨特痛苦地察觉，他们自己带来茶叶和咖啡，让咖啡馆专门为他们冲煮，而巴黎本地人则只能将就着饮用品质糟糕的替代品。也许是因为在当时还不太出名，相比蒙帕纳斯地区，圣日耳曼大街的咖啡馆并没有吸引多少德国国防军士兵，因此花神咖啡馆相对而言并没有受到纳粹的影响。这便为花神的常客营造了一个更加轻松的氛围，他们表示这个地方‘散发着自由的气息’。”

还有一些有趣细节：“波伏娃的处女作《不速之客》是一部虚构小说，讲述了她本人、萨特以及一位法国女演员在战争期间的三角恋情。这部作品在战争期间出版，引起了广泛关注。它涉猎了围绕个人自由和自我与‘他人’之间关系的存在主义主题。人们开始为了与她交谈而特意前往花神咖啡馆。不堪其扰后，她坚持要求在一天中更加方便的时间提前预约，每人限时15分钟。”

在二战之前呢？花神咖啡馆所在的这一片街区曾经萧瑟，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仅有乱糟糟的民宅。多得奥斯曼男爵的城市更新计划，才使得这一带奠定了日后引领风尚的基础。

第一个以出版方式记录花神咖啡馆的人，应该是作家莫哈。他也是民族主义者，曾创办刊物《法兰西行动》，主张国家利己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被视为法西斯主义的先声之一。

他曾写下一本政治生涯回忆录，取名便是《花神的征兆》。那是1898年，他写道“二楼有个咖啡区，一家简单餐厅，以前大门上方装饰有一尊代言人——年轻花神——的雕像，并刻意赋予它一些命运之说，希望在春神降临的征兆及庇佑下，能广为宣扬并带动我们第一波的‘法兰西行动’。”

由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开启花神咖啡馆的记录，似乎有点讽刺，可这就是事实。

1913年，诗人阿波利奈尔投资花神咖啡馆，将一楼变成《巴黎之夜》杂志编辑部。那是欧洲最灿烂的时刻，人们相信辉煌可以永续，工业革命带来的文明之火将照耀人类的未来。但谁也没想到，阴霾已经降临大地。1914年，残酷的一战爆发。

一战期间，阿波利奈尔仍会每天定时来到这里。1917年，他介绍菲利普•苏波和安德烈•布勒东相识，不久后又介绍他们与路易•阿拉贡相识，达达主义的班底就此形成。也是在这一年，他们坐在花神咖啡馆里，发明了“超现实主义”一词。次年，阿波利奈尔病逝。

这时的花神并不完美，但一战前的巴黎，也许才代表着巴黎最辉煌的时代，代表着欧洲乃至世界最辉煌的时代。

如今走入花神咖啡馆，仍可见到旧时形貌。高靠背的卡座，低矮的木椅，深色隔板，米色墙身，还有金色围栏与马赛克地面……就连侍者们，都穿着与旧时一模一样的制服。

只是，如今的座上客，已非旧时人物。游客比例极高，也并不会过久流连，将之当成景点，朝圣一番，喝上一杯咖啡或一杯热朱古力，便寻找下一个目标——也许就是隔壁的双叟都不定。

走上二楼，就会见到萨特与波伏娃固定而坐的那张桌子。波伏娃在写作《第二性》期间，曾经写道：“这个下午，我在‘花神’的楼上，靠近窗子；我能看到潮湿的街道，梧桐在尖利的风中摇摆；有许多人，楼下极为嘈杂。”

如今从二楼望下去，巴黎仍是那个巴黎。只是，它早已不再是思想与文化的中心。百年来的社会变革，竟无一选择法国之路。巴黎依旧迷人，只是精英的幻灭感早已根深蒂固。即使是辉煌的左岸，如今似乎也只有昔日荣光可以怀缅。

塞纳河左岸是巴黎的荣耀，但最初的它并不属于巴黎。严格来说，如今的第五区、第六区和第七区，在建成之初都不属于巴黎。与之类似的是，如今艺术气息浓郁的蒙马特区，在建成之初也不属于巴黎。

如果非要给左岸一个地理定义，那么应该是塞纳河左岸的圣日耳曼大街、蒙巴纳斯大街和圣米歇尔大街一带。巴黎最有名气的咖啡馆、书店、美术馆和博物馆集中于此。

左岸的文化气息与右岸的商业气息截然不同，它没有浮华的那一面，它不是巴黎的权力和财富的象征，但却是巴黎的灵魂。有人曾经写道：“塞纳河是两个世界的天然边界。它的右岸，是消遣、商业、奢华、新闻和演艺的巴黎；左岸则是思想、出版、大学、古董、书店的巴黎。一个慌慌张张、急不可耐、躁动不安，另一个适合人们在咖啡座、书店和画廊里穿梭，或让人忍不住去塞纳河边的旧书店搜索一番……”

1903年，斯泰因来到巴黎，1939年，亨利·米勒离开，这三十多年便是“迷惘的一代”在巴黎的历程。那时的巴黎和缓包容。“迷惘的一代”代表作家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的扉页写道：“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

他们在巴黎游荡，他们在巴黎聚会，他们在巴黎写作。1909年，斯泰因出版《三个女人》，1925年，菲茨杰拉德出版《了不起的盖茨比》，1926年，海明威出版《太阳照常升起》，1934年，亨利·米勒出版《北回归线》……

随后便是二战，花神咖啡馆成为沦陷期间自由空气的象征，可那苦中作乐的温暖，算得上什么自由主义？起码，比起一战之前，巴黎和花神都走在巅峰之后的下坡路上。

当巴黎再度变得安逸，花神乃至左岸，迎来了又一代知识分子。除此之外，还有各路明星。人们这样记录：“莎朗·斯通喜欢喝一杯香槟，罗伯特·德尼罗喜欢在漫长的上午观察行人。约翰尼·德普没有固定时间，早上、下午、晚上。春天，伊萨贝拉·罗塞里尼喜欢慵懒在露台上。杰克·尼克尔森咬着雪茄晒着最初的太阳。”

当然，在那之前，还有简·辛贝格与简•方达，还有罗曼•波兰斯基。法国人自己的明星更是不会错过这里，比如“法国梦露”碧姬•芭铎。

可是，左岸乃至巴黎的荣光早已不再，前两年，甚至有法国作家表示：“如果我们能少卖些中国制造的萨特雕像，过去的日子就会回来。”

1984年，老板布波转手了他经营44年的花神咖啡馆。对于接手方，他只有两个条件：坚持文学传统，保留特色菜——煮鸡蛋配面包、黄油。

经典咖啡馆的景点化，早已是普遍现象，莫妮卡·波特写道：“诚然，如今光顾这些珍贵的历史传奇咖啡馆的，更多的是游客，而并非那些聚集在这里迸发出改变世界的思想的‘弄潮儿’。总体而言，这些咖啡馆的物价相较过去贵了一些，要知道，在过去，就连最潦倒的诗人和艺术家也能够负担得起这里的开销，在咖啡馆里坐上一小时又一小时，读读报纸、与朋友聊聊天或御寒取暖。但尽管如此，咖啡馆仍然能够为生活这部戏剧提供一些最富浪漫色彩和戏剧性的背景。”

这一点，从许多设置在咖啡馆中的电影场景便可窥见一斑。例如布达佩斯纽约咖啡馆就曾出现在不少好莱坞电影中，其中包括2012年由乌玛·瑟曼和克里斯汀·斯科特·托马斯主演的电影《漂亮朋友》。片中，它以美好时代的巴黎咖啡馆的形象出现。它也是2018年由詹妮弗·劳伦斯和杰里米·艾恩斯主演的《红雀》中的那家当代莫斯科奢华餐厅。

直至今日，书中那句话依然成立：“我们学习新鲜事物的最佳场所，便是咖啡馆……世界上任何其他机构都无法与之媲美。它实际上是一种民主俱乐部，任何人只要能够负担得起一杯并不昂贵的咖啡，便可参与其中。”